在本文中，作者主要从“流动”的角度对比2003年和2020年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差异，以及其所导致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差别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对目前的疫情防控方式表达了一定的忧虑，并指出未来的挑战是如何使“流动经济”（mobility economy）更加公平与可持续。
在文章开篇，作者指出，在历史上传染病就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，而新冠疫情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在2020年的中国，人口流动不仅空前地普遍且频繁，它同时还成为许多人维持生计的前提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。商品的流通、人员的流动相比起工厂的流水线对于维持经济增长更为重要。也正因如此，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影响就显得尤为深远，因为这些措施中断了“流动经济”。
流动性的意义已经改变
通过与2003年SARS的爆发进行比较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特定情形的变化。在努力遏制SARS病毒的蔓延时，中国政府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首要的管制目标，这一做法是有数据支持和正当理由的。但在2020年，这一群体却几乎未被提及，大部分抗击新冠疫情的措施都面向所有人。显然，流动性不再为进城务工者所特有，而成为社会的普遍特征。流动性的意义如同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一样已经改变。
链式反应（chain reactions）
SARS的传播与人口流动究竟有何关系？作者基于当时的田野调查指出，与公共媒体与政策文件所叙述的不同，进城务工人员或农民工很少会因为健康顾虑而离开北京，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相比，其对于SARS的威胁不甚敏感。农民工的流动是“链式反应”（或“连锁反应”）的结果：“非典”爆发，餐厅、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被认定为高风险区域并在一夜之间关闭（2003年5月，北京关闭了70%的餐馆，约有23.73万农民工因此失业），失业的农民工只得回家。“链式反应”指的是，疫情与人口流动的关联是以社会分层为中介实现的。
网格反应（grid reactions）
相较之下，新冠疫情引发的是网格反应。社区、区县、市乃至全省都扮演了某种网格的角色，对所辖居民进行严格的管控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动性。在疫情爆发期间，网格管理人员会挨家挨户地检测体温、发放通行证，给集中隔离的家庭发放一日三餐等。问题在于，网格反应本身也具有高度“传染性”，政府一旦向病毒宣战，各地就几乎无差别地实行了严格的应对措施，即使偏远地区也一样。整个国家迅速将自己锁入网格。网格反应是某种全面、无差别、类似于战争的策略。
高度流动性（hyper-mobility）
全面总动员被认为是必要的，部分由于中国社会空前的流动性。2019年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6亿人次，航空客运累计发送旅客6.6亿人次；相较之下2003年二者分别仅为9.5亿和8700万。私人轿车保有量从2003年的1300万猛增至2.06亿。工作的临时化也增强了流动性。在2008年到2016年之间，非正式部门每年创造1000万就业岗位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则逊色得多，事实上2015年到2016年之间还缩水了200万。劳务派遣服务自2008年被法律认可以来，至2011年已占全国用工总量的13.1％，工人们随派遣机构的指挥在一个个项目之间流转。在进城务工人员以外，还有很多人同样在不同的地域与工作之间流动着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需要指向所有人。
网格反应可能深具破坏性
网格反应有时可能引起疫情意料之外的进一步扩散，同时，由于网格基于物理边界进行划分，它也加剧了使人烦扰的地域歧视问题。经济的影响亦十分明显，由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是2003年时的四倍，更由于它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，因而任何的流通障碍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但尤其要强调的是，在网格反应之下，那些依靠流动性为生的人可能承受了最大的苦难。出租车司机、快递员、物流和服务部门的人员，没有人的流动，他们既无法开展工作，也没有顾客。这是个令人左右为难的情景：普遍的流动性使得政府除网格反应外别无选择，但同时它又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。当中国社会变得更具流动性时，对风险的反应能力却没有跟上。如何使“流动经济”更加公平与可持续，这将是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在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。
作者：项飙（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）
来源：https://www.compas.ox.ac.uk/2020/from-chain-reaction-to-grid-reaction-mobilities-restrictions-during-sars-coronavirus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