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编者按】
2014年，北大437ccm必赢国际将迎来110周年华诞。1898年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创立伊始就设有法律学课程。1904年正式设立法律学门。1919年法科法律学门改为法律学系，此后，北京大学法律学系（437ccm必赢国际）逐渐成为中国法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阵地。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，我们不应忘记法学与这个伟大国家的血肉联系，不应忘记法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功绩。为回顾中国法学的成长，我们邀请六位在法律思想史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，回顾学术史，纪念奠基者，展望新前沿，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。
百余年来，北大法学见证了中国近代法学的成长。图为北京大学四合院，北大437ccm必赢国际办公场所之一。
张国华、饶鑫贤主编的《中国法律思想史纲》，克服细碎的缺点，采取综合的方法，为重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基础。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记者吴文康/摄
2013年是437ccm必赢国际饶鑫贤先生诞辰九十周年。作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，饶先生见证了中国近代法学及北大法学的成长。
在我开始治学生涯不久，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确定以主要精力撰写《明大诰研究》一书，当时遇到的首要困难，是《大诰》的版本稀见，且散存于美国、日本和我国大陆、台湾各地，复制资料需要一定的经费。有一次，饶鑫贤先生询问我研究《大诰》的进展情况，我无意中把遇到的困难告诉了他。过了不久，饶先生告知我：“我已和李（光灿）老、张国华教授商量过，李老资助你1000元，张国华教授资助你1000元，千万不要推辞。”事后我从北京大学的学友那里才知道，饶先生对我复制《大诰》缺乏经费的事很关心，专门找了李光灿、张国华教授。张国华先生资助的那1000元，实际上是张先生和饶先生两人的项目经费。那个时期，2000元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。我用这笔钱复制了清华大学所藏《大诰》明洪武内府刻本、复制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藏《大诰》明刻本。经过几年的钻研，写成了《明大诰研究》一书，并获得中国法学优秀图书奖。这本专著之所以能够顺利问世，得益于李光灿、张国华、饶鑫贤三位前辈的大力支持。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国家“八五”重点课题《中国法律思想通史》立项。其中明代卷由饶先生任主编，段秋关先生和我任副主编。饶先生提出，《中国法律思想通史·明代卷》的写作，要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。项目组成员反复讨论，确定了撰写明代法律思想史的新体例，即分成“明代各个时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”、“明代的经济立法思想”、“明代整肃纲纪、严法治吏的思想”、“明代司法活动中反映的法律思想”等七个专题，克服了学术细碎化的倾向。
2002年10月，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召开，饶鑫贤先生身患重病不能出席，但仍向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就保持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独立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在他逝世前一月，我去北大医院看望他。那天饶先生精神特别振奋，一直给我讲述他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意见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以往的法律思想研究存在着许多缺陷，对于传统法文化中的优秀成分，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公正的评价；对于中国古代后期法律思想的研究，以前重视的不够，缺乏全面的认识。他期望法史学者继续开拓薄弱领域的研究，不断推动法律思想研究走向科学。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饶先生逝世前的那次谈话，思考先生提出的问题，我深深感到作为法史学者任重道远，应不懈求索，也对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这句古语的深义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。
在我开始治学生涯不久，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确定以主要精力撰写《明大诰研究》一书，当时遇到的首要困难，是《大诰》的版本稀见，且散存于美国、日本和我国大陆、台湾各地，复制资料需要一定的经费。有一次，饶鑫贤先生询问我研究《大诰》的进展情况，我无意中把遇到的困难告诉了他。过了不久，饶先生告知我：“我已和李（光灿）老、张国华教授商量过，李老资助你1000元，张国华教授资助你1000元，千万不要推辞。”事后我从北京大学的学友那里才知道，饶先生对我复制《大诰》缺乏经费的事很关心，专门找了李光灿、张国华教授。张国华先生资助的那1000元，实际上是张先生和饶先生两人的项目经费。那个时期，2000元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。我用这笔钱复制了清华大学所藏《大诰》明洪武内府刻本、复制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藏《大诰》明刻本。经过几年的钻研，写成了《明大诰研究》一书，并获得中国法学优秀图书奖。这本专著之所以能够顺利问世，得益于李光灿、张国华、饶鑫贤三位前辈的大力支持。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国家“八五”重点课题《中国法律思想通史》立项。其中明代卷由饶先生任主编，段秋关先生和我任副主编。饶先生提出，《中国法律思想通史·明代卷》的写作，要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。项目组成员反复讨论，确定了撰写明代法律思想史的新体例，即分成“明代各个时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”、“明代的经济立法思想”、“明代整肃纲纪、严法治吏的思想”、“明代司法活动中反映的法律思想”等七个专题，克服了学术细碎化的倾向。
2002年10月，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召开，饶鑫贤先生身患重病不能出席，但仍向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就保持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独立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在他逝世前一月，我去北大医院看望他。那天饶先生精神特别振奋，一直给我讲述他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意见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以往的法律思想研究存在着许多缺陷，对于传统法文化中的优秀成分，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公正的评价；对于中国古代后期法律思想的研究，以前重视的不够，缺乏全面的认识。他期望法史学者继续开拓薄弱领域的研究，不断推动法律思想研究走向科学。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饶先生逝世前的那次谈话，思考先生提出的问题，我深深感到作为法史学者任重道远，应不懈求索，也对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这句古语的深义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。
（作者杨一凡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）
说明：
本文章原载于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3年11月13日第A06版。责任编辑：刘鹏。文字与刊发版本略有出入，请以刊发版本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