角色转换——从军工厂到法院
作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，吴合振于1965年进入华中工学院（现华中科技大学）机械系学习，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某部队学生连参加劳动锻炼。1972年1月，经过再分配后进入某军工厂从事工艺设计工作。除了完成生产任务之外，吴合振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，编写设计手册，纠正了很多国外资料的错漏之处。由于职工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，工厂开办了“夜大”讲授基础知识和岗位技术，从那以后，吴合振白天在车间工作，晚上在“夜大”教书。
“夜大”的学生中，有一位是分厂的团委书记，1980年4月份，河南省公检法系统从各单位选拔人才，团委书记向他们推荐了吴合振。半个月之后，吴合振收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令，从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以法为业
1980年5月底，吴合振正式调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根据组织法的规定，省高院当时刚刚成立经济审判庭，庭长是原来主管刑事案件的转业军人，其他几名同事也没有经济审判的经验。其实不只是经济庭，整个检法系统在经历了文革之后，都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。“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学习”，这是吴合振对自己入职之初工作状态的描述，凭着一股“要干就干好”的精神，吴合振很快成长为经济庭乃至全院的业务骨干。那段时期，他参与审理了经济庭成立后的第一起案件，在庭长领导下开展组织工作，将设立经济庭推广到全省各级法院。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河南省的经济审判工作在初期始终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。
1983年机构改革时，吴合振从助理审判员直接升任经济庭副庭长，这是组织对他工作能力的高度肯定和认可。工作之余，他坚持进行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，学术成果颇丰，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并有数本专著陆续出版。众所周知，法官的工作任务和压力是非常繁重的，吴合振能够同时兼顾业务和学术，让人钦佩。在担任副院长时，他需要主持大量的行政工作，但对于自己分管的案件，依然亲力亲为，没有丝毫的懈怠。
1990年2月，吴合振作为交流干部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，任职于经济庭综合组，参与主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。半年后，吴合振任综合组组长，在此期间，他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大批民商事领域的司法解释。在起草一项关于保证的司法解释时，他整天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室，从书柜顶上翻出布满灰尘的旧资料，系统研究了文革前的立法材料和各国的相关规定，并且结合地方实际问题，最终完成了初稿。在征求专家意见的环节，江平教授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，认为“这是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最好的一个”。在吴合振看来，这也是对他最好的肯定。此外，在《担保法》、《物权法》、《经济合同法》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，吴合振也提供了多项重要意见。
北大深造
1988年，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的主持下，旨在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的高级法官培训中心成立。经过考试选拔，吴合振成为了第一期高级法官培训班的一名学员，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涯。
在北大学习期间，授课老师都是各个领域的泰斗级人物，比如民诉法的刘家兴老师、民法的魏振瀛老师等。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实践积累和理论钻研，吴合振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，他自觉不是法律科班出身，因此非常珍惜这次系统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机会，而北大兼容并包的学风也给吴合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北大的一年，他每天保证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，不仅顺利完成了16门课的学业，还跟梁慧星、江平等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1989年底，吴合振把在北大民诉课的课程论文修改后，参评了全国法院首届学术讨论会，这篇题为《经济诉讼中反诉的理论与实践》的论文最终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被收入《人民法院年鉴》1989年卷。
采访后记
在整个采访过程中，吴合振先生的平和和谦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多次提到自己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不能停止学习和进步。无论是在什么岗位，他首先想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肯吃苦，勤钻研，却从来不考虑会有什么回报。当我问到，您这么热爱工作勤奋学习的动力是什么，是因为对法律的热爱还是责任感使然，他的答案却朴实的让人意外，他只是说，人活着就应该干点事儿，不管干什么，要干就干好。
张帆/12级法律硕士、校友会志愿者